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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财长朱光耀:G20反对货币竞争性贬值

资讯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6年09月03日 13:41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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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G20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回答化解过剩产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用等问题时指出,传统的货币政策不再有效,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他明确表示,中方支持世行现任行长金墉连任。

  财政货币政策

  中国提议三种工具应对经济困境

  朱光耀表示,量化宽松把一些西方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救了回来,但目前这种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已不再有效,不会支持可持续增长。中国提议综合运用货币、财政、结构调整工具来应对全球经济困境,在G20与会国家中得到了响应,这将成为杭州公报的重要内容,成为本次G20峰会的一个亮点。

  朱光耀提到,中国希望财政政策起到更积极作用。中国需要更好地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提振企业家的信心。

  朱光耀表示,G20反对货币竞争性贬值。据了解,G20成员国已就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盯着汇率达成共识。对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朱光耀强调,G20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G20应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针对国际社会关心的美元加息问题,朱光耀表示,主要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上存在分歧。鉴于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性,我们期待着美联储和国际金融市场有密切的沟通。朱光耀谈道,尽管美联储下次提高利息的具体时间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幅度会保持在0.25%的水平。中国希望美联储与国际金融市场有更多沟通,这种沟通对于全球市场的稳定很重要。

  化解产能过剩

  将推动建立全国性破产法院

  朱光耀表示,削减过剩产能需要全球行动,削减产能过剩方面少些指责多些合作有益于全球经济。中国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削减产能过剩。他举例,在钢铁、煤炭去产能方面,中国建立了一千亿人民币的结构调整基金。他强调,中国削减产能过剩的举措是市场化的。采取市场原则和法治手段来推进去产能,包括企业根据市场的原则兼并重组,和破产重组、破产和解、破产清算等法律手段。另外,中国将推进建立全国范围的破产法院。

  国际税改

  G20首提国际税收新秩序理念

  据了解,中方首次在2016年G20平台上提出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理念。

  G20杭州峰会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国际税收的改革,特别是避税、税基侵蚀和针对避税天堂这些问题的政策协调。朱光耀称,在G20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专门举行了高级别的国际税收研讨会,实际上是促进国际社会特别是G20成员就国际税收问题形成进一步共识。

  文/本报记者 朱开云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对话

  对外经贸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很多国家寄G20机制发展希望于中国”

  这些年,中国在G20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是包括对外经贸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内的不少专家的感觉。屠新泉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G20担当难得的平衡者的角色,对G20机制发展,很多国家寄希望于中国。

  G20能给国际组织提供政治指导

  北青报:二十国集团组织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地位,其他国家对G20是什么认知,抱以何种态度?

  屠新泉:总体来看,我觉得大家还是认可的,至少比过去的G7强多了。跟其他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相比,G20代表性和民主性比较高,尤其是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比以前要高很多。另外,G20总体的规模比较大,对世界经济的引领作用比较强。至于到底多少个国家合适,这个说不清楚。G20也通过临时性的邀请来弥补这个问题。总的来说,G20的代表性、民主性还是比较好的,历史上看这是一个进步。

  北青报:可以说二十国集团是现在经济领域最大、最重要的组织?

  屠新泉:可以,我们称之为全球经济首要的多边机制。G20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作为一个元首参加的峰会机制,它是独一无二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是区域性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只有贸易市场且只有部长级,级别相对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一样,也达不到峰会级别。从这个角度来看,G20峰会是全球形成最高共识唯一的一个场所。

  北青报:G20与WTO和IMF等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屠新泉:原则上来看,G20这种峰会应该是给这些具体的国际组织提供一个政治指导。

  北青报:什么意思,该如何进行政治指导呢?

  屠新泉:举个例子,贸易部长应该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G20,告诉元首,“我们谈了半天,还有几个问题决定不了,该怎么办,你们来谈,然后给个方向。”

  不过,G20现在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困难是效力的问题。这涉及到对于G20机制的定位。到底你的定位是让G20跟WTO一样,制定一套法律,有法院来执行呢?还是就像论坛机制,各国元首相约相聚,就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共同讨论,形成一些共识,协调一些政策,当然也可能会制定一些有可执行性的方案?

  中国是G20中难得的平衡者

  北青报:能不能结合G20杭州峰会来谈一谈G20的东道主是什么角色,有什么权利,要做哪些贡献?

  屠新泉:一定程度上,G20类似于办奥运会,奥运会可以增加自己的优势项目,G20有点类似,从议题的角度来看,东道主有一定的权利,不过还是基于共识,协商确定。从这届G20杭州峰会的议题来看,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贸易领域,非常突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G20的重视程度相对比较低一些,之前两次峰会,相对而言,澳大利亚和土耳其都不是贸易大国,贸易影响不大,不是太重视这一部分。中国是贸易大国,贸易也是我们最能掌握话语权的一个方面,涉及我们的巨大利益,所以,经过政府部门的讨论,贸易成为力推的议题并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此外,除了这20个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也会临时邀请一些,比如G20杭州峰会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个邀请也算是东道国的一个权利之一。

  北青报:2008年之后,中国参与G20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化?

  屠新泉:当然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地位的变化,我们经济规模更大了。应该说,还是有很多国家、包括研究G20的人,大家把G20机制发展的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北青报:您说是国外的研究者吗?

  屠新泉:是的,包括国外,很多研究者认为,G20要有活力,可能主要就看中国。中国的位置在中间。中间是什么意思呢?一是规模方面;二是发展水平方面,大而不强,这目前还是我们普遍的自我认知,所以我们还强调是个发展中国家。此外,从政策上来说,我们也在中间,自由化水平跟美国、欧盟比还不行,但要跟巴西、印度、南非一比,我们又比较自由化,市场化程度也比他们高。这个中间的位置既有好处又有坏处。我们提出一个方案和指导性原则,可能被两头施加压力。不过,中国运用了智慧。比如,我们贸易部长会议设了一个联席主席,另外找了一个加拿大驻WTO的大使,发挥很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他可以帮我们去协调发达国家,因为他既是外交官又知道这些具体的难处。我们相对来说跟发展中国家好沟通一些,而加拿大的位置相对超脱。中国提出这个方法事实上已经是往前走了一步。

  北青报:看来东道主和协调人很难当?

  屠新泉:对,很难当的。出个成果非常不容易。中国在G20的位置更多还是一个平衡的角色。

  北青报:是不是G20现在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角色?处于中间的中国既能顾及到一,也能顾及到十。

  屠新泉:从大的全球经济治理这个作用来说,中国的作用是积极的,需要这样一个平衡者,其实不光发展中国家,很多的发达国家特别盼望出现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大家还是挺期待中国的出现。这种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方向各有各的利益考量,你也很难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但是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情况,不能一味地像美国,那就是市场化、自由化,它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的,它没有太多的顾虑,也没有顾及其他的国家,或者说顾及其他国家的承受能力。就算是其他国家也能受益,那得大头的也是美国自己。有中国这样平衡一下,也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贸易投资和自由化这一块,中国目前发挥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使它的步伐更为稳健,让大家共同受益,或者说使接受的面更广一些。

  这两年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亚投行

  北青报:有没有哪个领域我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稍微打破平衡的角色?

  屠新泉:在目前来说,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问题上我们是一个平衡者,但在货币和金融体制的建设上我们更多地发挥建设者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在货币和金融体制上,体量和规模发挥非常大的作用。这两年中国做得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投行弥补了已有机制的短板和不足。中国带头创立这样的机制,改变了以前发达国家出钱不足,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支持不够的状况。再如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很多国家特别期待的,希望抵消美元的霸权。因为过度依赖美元霸权,对大家都是不利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当然也不是革命,也不是说一下把美元给推翻,这个也做不到,美元的霸权地位还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慢慢地增加一些新的元素,让大家有个替代性的选择。这不仅是对中国有好处,其实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好处的。

  北青报:听您这么讲,在国际经济领域,现在中国的话语权还可以?

  屠新泉:现在已经相当可以。我们经济发展本身的质量仍然不够高,创新能力并不领先,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掌握这个领先的话语权?能给人把把脉、起到平衡作用就挺好,平衡本身也是一种话语权,不是别人说做什么就朝别人说的方向走去。但这并不是说我硬要制定什么新的规则,慢慢来。

  G20成长效治理机制需要历史时机

  北青报:G20距离成为一个有效力的、成熟的经济治理长效机制有多远?

  屠新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G20还不是一个有多么强约束力的,甚至是有法律效力的决策机制。刚成立的时候效果还不错,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比较好呢?因为大家有共识,大家有共同的敌人,都在危机的状态下,很迫切地需要合作。为什么后来不行呢?就是因为这个共识分散了,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情况。比如现在,欧盟、日本都是采取极度的量化宽松,甚至是负利率,可相反美国要加息。效果是什么?欧洲的钱全跑美国去了,欧盟与日本实施的负利政策就没什么用。这时候其实就需要协调。但是各国情况不一样,利益不一样,很难协调一致。

  北青报:缺乏约束力,也非长效机制,所以全球经济治理的硬骨头很难啃下来?

  屠新泉:对,其实这就是G20的矛盾之处。按理说,这是非常难得的首脑峰会,应该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不过,为了这次峰会的实际成果,中国下了很多功夫。G20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家的基本共识,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想要一起这么干,这个事情就能干得成,至于说上面有没有一个法律来约束你,来监督你,不是最关键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有国际法律情况也不见得好。所以,目前G20主要的一个价值是提供一个场所,提供一个空间和机会,让各国来寻找和形成这个共识,大家共同来按这个共识行事,这样的话会对世界经济有帮助。

  北青报:是不是还是有可能,G20可以发展成一个经济的长效治理的机制,并促使和保证共识能够落地?

  屠新泉:我个人觉得是需要契机,需要历史时机。

  北青报:一个什么契机呢?

  屠新泉:现在是一个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世纪,大家对全球化本身都存有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都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共识,什么时候能再出现,谁都说不好,往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和挫折,才能找到机会。不过,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种共识与过去相比要容易出现。

  北青报:为什么呢?

  屠新泉:因为我们好歹是在一个阵营,即一个市场里头。无论如何,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说,全球化是必然的选择,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你要拥抱更大的市场,有更加自由的经济,但是在这个自由经济和开发市场的过程中,国内的一些社会调整要跟上,要配套,各个国家都在自己探索自己的模式,什么时候能摸索到也不好说,各有各的困难,相信应该还是会找到一个方式,长期来看是乐观的。

  文/本报记者 岳菲菲 朱开云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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