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幻觉”与财富积累的结构调整

观点 来源:央视网 2016年09月23日 19:4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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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积累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已经成为人们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那么对于亿万家庭而言财富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呢？国民财富结构对家庭和社会有什么意义和影响？财富结构与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体制是什么关系？今天我希望通过引入“财富幻觉”概念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给个人家庭的财富管理，也给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参考意见。

　　一、财富的本质与功能

　　我们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这个理论比较简单，但意义还是蛮深刻的。它的基本原理可以用一个平面图上的两条线来表示。一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向右上方倾斜，并在退休这一年垂直向下的线，它表示我们一生中的工作收入随年龄和资历的增进而上升，并在退休后不再有工作收入或者退休收入很少从而不足以支付日常开销的变化态势。这应该是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规律。那么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消费模式以便实现收入约束条件下在世人生的福利最大化呢？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给家庭和个人带来在世人生福利最大化的消费模式就是长期平稳的消费水平。这是因为人们的客观消费需要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消费大幅度增加时，增量消费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如果消费大幅度减少，则人们的痛苦程度会递增。人们在做消费决策时需要先做三件事：首先我们需要算出个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大概是多少；然后给自己设定一个预期的寿命，假定预期寿命是90岁。这是理论的一个缺点，事实上人们的实际寿命是很难预测的。第三个事是做一个决策，也就是你打算给子女留多少遗产，假设你一生可赚取1千万元，给子女留200万，剩下的收入总额除以你的预期寿命就得到你每年可以开销的消费支出。这个理论另外的一个局限性是假定人们的收入和支出是可以跨时期转移的。年轻家庭可以实施负储蓄，借钱消费，并在青壮年时用收入扣除当期消费后的储蓄来还债。当所有债务还清后，人们开始积累财富。经济学上的储蓄不是家庭的存款，财富也不是家庭拥有的住宅等实物资产。经济学对储蓄的严格定义是消费者当年可支配收入减去当年的全部消费支出后的剩余部分。相当于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吃过用过扣除明年播种的种子后的“余粮”。因此，社会储蓄也就是一国当年总产出扣除消费后的剩余产品。财富则是在某一时点上以往历年储蓄的加总，用货币表示的话，财富就是个人或家庭的净资产总价值。现金、金融资产、住宅等非生产性的资产和工厂、生产工具等生产性资产一起构成财富的四大持有形式。

　　人们还清债务后到退休这段时间的储蓄积累形成个人或家庭的财富，其主要功能在于养老，也就是当工作收入不足以支付老年生活所需时，人们通过负储蓄或财富的消耗来养老。我在多次讲授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后悟出，财富本质上是我们壮年期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老年期消费能力转化的载体。财富的主要功能就是养老。我在给EMBA学生上课时曾问过人他们，什么是财富啊？有同学无法直接给出财富定义，就说“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个说法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分是对的。超出养老所需的部分对个人确实是身外之物，对自身福利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财富的多寡对他们老年期的福利状态还是致关重要的。

　　我在201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财富幻觉”这个概念。财富幻觉与央行印钞票无关，与资产泡沫无关，只与代际的人口结构相关。我先分析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户，没有货币，没有交易，国民经济以家庭为独立的经济单位进行。当农户家里壮劳力很多的时候，比如家里有三个壮劳力，只有一个人吃闲饭，那么他们家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吃过用过并留下明年生产所需要种子后有比较多的余粮。这就是家庭当年的储蓄。农民用这个余粮来养鸡或者养猪，增加家庭的蛋白质摄入量，以提高近中期的生活品质，余粮也可以用来生养更多的子女。用余粮抚养更多孩子，可提高家庭的中长期生产能力，包括赡养老人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传统农业社会有两个说法，大家记忆犹新。一个叫“养兒防老”，第二个叫“多子多福”。这说明在传统农业社会，多生孩子，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家庭储蓄的一种形式，也是提高家庭长期生产能力的一种投资，这个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家庭内部就很方便地完成了，不需要任何银行或投行来中介。子女也就是家庭最宝贵的财富。那时候没有货币更没有银行。储蓄和投资都在家庭内部完成。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这与生育期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我们的社会政策存在问题。

　　二、财富的储存形式

　　我们再讨论一下财富的储存形式。财富的储存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保有具有使用价值的耐用消费品，比如住房，家用电器等可以提供消费服务的耐用品或实物资产。第二种方式是老一代人把他的储蓄借给年轻一代人用于消费，这是以信用为基础实现的剩余产品代际的跨期交易，老一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借给年轻人消费，并且由年轻人未来创造的超出自身消费需要的剩余产品来偿还给老一代用于养老消费。代际的跨期交易一种方式是由银行作中介，表现为壮年家庭和年轻家庭在银行的存款和借款。存款凭证即为老年一代对年轻一代剩余产品的索取权，贷款合约则为年轻一代的偿债义务。另外一种方式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资助关系。父母给子女支付住宅购买时的首付款，而子女则有着赡养父母、照顾父母老年生活的义务或默契。财富储存的第三种方式是将储蓄存入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或投资基金，投资股票等方式，通过金融中介将我们的储蓄转给企业，由修定家代理进行生产性投资，以增加未来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生产能力，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并在未来需要套现养老时有足够养老产品和服务可供购买和消费。在今天的商品和货币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已经超越了家庭、地区甚至国界。面对成千上万个产业，家庭已经丧失了直接进行产业投资的能力。我们必须通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做中介，提供专业的投资或财富管理。

　　三、财富幻觉

　　那么“财富幻觉”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给出人口学家提供的反映人口结构三个数字讨论财富幻觉。这是我国三个不同时点上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或一对夫妻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1961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6.1，也就是一个家庭平均生6个孩子。1991年这个数字是2.2，最后一个是2010年以来的，官方的总和生育率是1.55，人口学家测算的数据是1.2。假定我国自上世纪末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后，独生子女政策得到严格贯彻，那么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即50、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概是80后和00后两代独生子女总人数的1.33倍。无论是6：3：1.5，还是4：2：1这种结构，用第一个数除以后面两个数之和都是1.33。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可以说人口结构及其随着时间的迁移，是未来若干年唯一确定的趋势。人们可能会说，农村有很多超生游击队。这些超生也许可以从数量上缓解人口代际结构失衡，但是如果这些超生人口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负担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义务教育的均等化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远的将来很可能面临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危机。我们这一代有不少人指望买房养老。我想说的是，买房养老的想法存在“财富幻觉”。我们养老其实并不需要多余的房子。老年人通常不需要也不应该住大房子。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个阴阳学说，说得是老年人阳气不足，而住房是阴性的。阴阳失调老年人会生病。我前一段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消息，外国心理医学专家得到一个研究成果，也说老年人不要住大房子。他们的理由是老年人住大房子容易得忧郁症，因为人老后腿脚都会出问题，经常会摔跤。住大房子带来生活不便，经常摔跤就会产生持续的精神压力。假如老年人住大房子又没有人陪伴他，得忧郁症的概率就会高一些。

　　买房养老曾经是我们这代人很流行的想法。我们现在还在工作，我们的子女也已工作。目前中国家庭的净资产中平均60%是房地产。当我们投资第二套房产用于养老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个体理性产生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老年人需要的是养老消费品和养老服务，而不是房子。我们今天持有房子很重要的考虑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房产去置换我们需要的养老产品与服务。我们在置换过程中将面临两个惊险的“跳跃”。一个惊险的“跳跃”是马克思早年在《资本论》里讲的产品的“实现”。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包括收回预付的生产资本并实现其中的剩余价值或增加值。我们今天很多企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就是没有完成这个惊险的跳跃，很可能就此陷入破产境地。进入老年期的我们这代人将抛售我们持有的房产，那么谁来买我们的房子呢？那是我们的下一代人用他们的储蓄来购买或者承接我们的房产。他们人数减半，而且在政府实施二胎政策的背景下，他们的理性选择应该是生两个孩子。因此在养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没有太多储蓄可以用来购买我们的住房。因此，当我们要卖房时，房价一定不是今天的价格，很可能只有今天价格的一半，甚至低于一半的价格。第二个惊险跳跃就是我们以打对折的价格把房产变现后，我们不可能再按今天的价格买到我们需要的养老服务。因为提供养老服务的年轻劳动力很少，养老服务价格很可能已翻番。年轻人在人数上已比我们少很多，他们无法生产足够的剩余产品和服务提供给老年人享用。因此我们这代人持有的房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挥养老功能，并不取决于房产今天的价格，而是取决于我们下一代人他们能生产出多少剩余产品和服务提供给老一代人消费。假设我们家有第二套房子，现在市值六百万，一年的消费支出20万元，那么这套房子以现价计是可以给我们提供30年养老保障的。但是10年以后我们卖房时，这套房子市值也许只有300万元了，而老年的消费支出已从现在的20万涨到40万了，那么这套房子只能给我提供7年半的养老保障(300/40=7.5)了。在这个例子里存在一个75%的大缺口。我们以为我今天的财富净价值足够养老，其实今天持有财富净资产很可能有50%或者更多是虚幻的，是未来不能发挥养老功能的。这就是“财富幻觉”的含义。它是人口代际失衡造成的。存在老龄化社会危机的隐患。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的养老产品和服务不取决于我们持有多少物质财富（还存在物质和技术两种折旧或损耗），而是取决于我们年轻一代或两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

　　四、国民财富的结构及其失衡问题

　　我们再从社会角度讨论国民财富。世界银行曾经将国民财富分为四个大类：生产性资产、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世行第一次提出的。世行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与制度相联系的混合物，它决定了在给定一笔资产的前提下，为何一个社会在增进可持续国民福利方面会比另一个社会更有效。

　　关于社会资本，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有的定义为公共产品，有的定义为社会网络关系，也有将企业家精神、社会关系、包括信任、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因素定义为社会资本。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国拥有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社会与经济的能力。它由界定个人和集体、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及关系，并使两组关系之间的协同效应持续增进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体系构成。

　　就如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要素有重要的互补性一样，国民财富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互补性。如果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物质财富在增进国民福利方面的作用显然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中国显然存在财富结构的失衡。一是我们重化工业的固定资产和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存在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二是自然资源（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与清新空气等生态环境）存在掠夺性开发和透支。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仍然不足。这又表现为三种情况：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衰减，即劳动者人数的减少与劳动者健康状况的不利变化；义务教育资源的总量短缺与分配不均；应试教育导致综合素质以及动手和创造能力的下降。最后是包括制度、社会组织、诚信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本的缺失。

　　在四大类国民财富的结构中社会资本的缺失是最为关键的。这也就是十八大提出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社会资本缺失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的扭曲。政府职能应该是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制度保障，并提供公共服务和适度的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之不足。相反，由于政绩竞赛、税收利益以及设租寻租的激励机制、政府配置资源的行政体制，以及优胜劣汰机制的缺失，一起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错配和财富结构的失衡。

　　投资者面临严重的“资产荒”。无论是家庭还是金融机构都不知道资金往哪里投。其实“资产荒”背后是“好企业荒”。资源错配已造成产能过剩和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通货紧缩阴影下全球央行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负利率，引发了家庭的通货膨胀焦虑。家庭期望以实物资产抵抗未来通胀，商业银行则认为家庭房地产抵押贷款是最安全的金融资产。这使得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和房屋成为众相追逐的好资产，引起房价暴涨。我们显然在资产错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财富结构失衡的危害，没有考虑人口自身的代际失衡所带来的长期隐患。也许我们前一二十年赚了钱，财富也增值了，但是并不能排除未来财富贬值。人口的代际失衡和财富的结构性失衡将会给大部分家庭和金融机构带来难以规避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如何破除“财富幻觉”呢？有一次在南通给EMBA校友讲课，讲到这里学生就问，股票不能投，银行存款也赶不上通胀，房地产泡沫已很大，我们的储蓄该投到哪里呢？我想给大家的两个建议，一个是年轻家庭应该多生孩子，至少生两个孩子，这是最好的长期投资选择；第二个建议就是年轻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对你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包括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界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创造力都需要有大的提高。未来知识爆炸，变化太多，我们要去应对，要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自身很好的发展，你们一定要对自己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五、财富结构调整与代际可持续发展政策

　　财富结构的调整主要与国家的社会政策有关。我们先来分析中国未来14亿人口的客观需要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是最为确定的趋势。根据恩格尔定律及其拓展运用，我们可以确定食品和物质产品的消费在人们消费支出中的相对重要性将会不断下降；而精神文化产品的体验和即时消费服务的重要性将会不断增加。由于物质财富具有的技术折旧与物质损耗，再加上共享理念的兴起，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会相对减少。最近高科技产业投资专家指出，我们目前持有的汽车90%的时间是趴着而非行驶的。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将使家庭汽车的需求减少80%。在年轻一代乐意共享而非拥有时，对房屋的需求也将明显下降。当这些新的理念主导社会消费主流模式时，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将会减少，其市场价格无疑也会不断下降。相比较，精神文化财富具有共享性，耐耗性，甚至是永续性。几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家创造的经典曲目仍然得到越来越多的中高层社会群体的喜爱，几千年前大思想家的经典著述今天继续给我们众多的人生启示。精神文化精品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似乎并不存在折旧，反而会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增值。由此可见，具有文化内涵和技术含量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即时消费服务的供给能力的重要性将日益显现。

　　针对当前国民财富结构与未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客观要求不匹配的现状，我提出财富结构调整的三大政策，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

　　首先，我国需要实施代际平衡可续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包含三个层次的社会政策：一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同时对第二胎实施补贴政策。二是加大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均质和平等性。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承担，并根据地区人口流动现状与地区适龄儿童人数进行分配。三是全面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提高下一代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创造力。四是由中央政府发行实名虚拟教育券的政府采购方式推进再就业培训，推进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中员工安置和再教育培训，让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工人与农民工经过培训在产业升级和服务发展中实现再就业。对年轻家庭来说，大家应该理性地选择生育两个孩子，并且强化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人口数量与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是我国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型成功转向效益增进型，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其次，政府需要转变立场和职能，真正发挥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政府的立场需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到促进企业与投资者利益的一致性上来。政府需要构建有效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监管的威慑性，防范商业欺诈，提高市场透明度；同时需要退出政府的信用担保，健全优胜劣汰的企业破产和市场退出机制，营造适合好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进而消除“资产荒”，打通储蓄通往高成长产业和高效率企业的投融资通道；杜绝将体现人口红利的高储蓄或社会剩余产品浪费在低效率项目上，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发生。

　　最后，需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探索即时消费服务业的权责界定机制和新型商业模式，以此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另外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和人口老龄化消费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可能会逐步替代房地产业的地位。但是即时消费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服务的生产、销售与消费是同一过程，具有很强个性化、人性化和专业技术要求。因此，与制造业产品质量的认证与鉴定不同，即时消费服务业的权责界定和质量保证相对复杂和困难。这一点在医患矛盾和养老服务业表现最为突出。服务提供者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市场信誉，消费者的理性和遵纪守法都是即时消费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如何健全法规行规，形成有效的市场秩序，并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适应其发展的特殊要求，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即时消费服务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在于具有良好服务技能和敬业精神的人才不足，需要探索相应的专业培训、技术传播与专业评价机制或在即时消费服务业引入学习型的现代企业组织，而消除这些发展瓶颈。（作者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工作室 首席经济学家）